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
俞荣斌
去年回老家,遇到一个同连队的战友陈某某。他陪我一起逛了我村附近几个小村庄与江边湿地公园。边走边聊,他问我,当年你当连队文书时帮了我一个大忙,可记得?我问,“什么事,记不起来了”。他就很详细地说了那件对他五年军旅生涯有着重大关系的往事。这件往事一提起,我与他曾有过的恩恩怨怨也都涌上了心头。
我与他是一个村的。一九六七年我在金华学校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,并被组织安排回老家宣传本派的观点。后来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占了上风,我们的组织被压制。我是早早就没有参与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了,并由熟人推荐到金华县民政局的迁送站做临时工。当时工资每月二十四元,出差补助每日八角。第一个月,我几乎天天出差,连工资加补助拿到了四十五元。我把这笔钱交给家里,妈妈用这笔钱迁了祖坟。那时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,直至应征入伍,才辞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。在迁送站工作期间的一天,家里来了长途电话,告诉我,村里掌权的这一派要揪我回村批斗,肃清流毒。再三交待我小心点。我想金华这么大,他们找我如大海捞针。沒想到,冤家路窄。接电话后的第二天傍晚,我乘长途汽车从温州回到金华,在汽车站,刚下车就遇到两个同村人也从义乌来的车上下来。我感觉到他们就是来抓我的。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对方,都有些措手不及。我想跑,跑不了;他们想抓,不知怎么抓。毕竟是公共场所嘛。尴尬中,我主动上前打招呼,问他们到金华有事吗?他们说来玩的。我说,既然来玩的,天不早了,不妨到我单位吃晚饭。听了我的邀请,他俩交流了眼神,异口同声地说,“好,好!”,此时,他们无疑是心中窃喜,也许心想,这可是你自己撞到我们枪口上来的啊。我用眼一瞟他们拎的包里居然有一根大麻绳。敢情他们要绑我回去啊,真吓我一身冷汗。当然,我请他们到我们单位,也绝不是引“狼”入室,而是觉得一旦进到我的“地盘”,我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,即使动手也未必能得逞!我们各怀鬼胎到了单位,请他们吃了饭。我便问,晚上有地方住吗?如不嫌弃,你们可以在我这里将就。他们求之不得,欣然接受我的挽留。当晚,单位要求我第二天送一车"盲流"到温州,来回两天,但缺帮手。我向单位领导推荐了他们两个,然后征求他俩意见。对他们而言,这简直是意外惊喜,不但可以免费玩一趟温州而且还有两天出差补助,白拿一元六角钱。何乐而不为呢?此时,他们或许忘了到金华的使命,或者说放弃了这次任务。从温州回来后领了钱,他们就直接回老家了。他们的头问他们,你们带的人呢?他们理直气壮地说,有本事你们去带,我们不干这事!头头也弄不清,他们到金华前后态度判若两人是什么原因?事后,我妈跟我开玩笑,“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?”我答,天知道!
无巧不成书。到金华抓我回老家批斗的其中一个,就是陈某某,与我同一批入伍,而且分在一个连队。新兵集训时他是团员,我是积极要求入团的青年。每周末他们过组织生活,我们就帮他们洗衣服。他们心安理得,我们也只能任劳任怨。我在新兵集训中入了团,此后半年,我分到炊事班当炊事员时入了党。又由炊事班调到连队当了文书(正班级)。此时,陈某某由于表现好,尤其军事技能突出,也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,并要调查其家庭政治状况。他档案里记载,有一个伯父解放前夕被拉壮丁当了国民党军队的兵,后下落不明。当时,部队最忌讳就是家庭关系中有下落不明的。连队把函调任务交给了我。接受任务后,我想到了他曾到金华抓我,想到了叫我给他洗衣服他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态。如果说,当年,他们到金华抓人,我忍气呑声是无奈之举的话,那么这次还要这么真心帮他吗?再三思忖认识到,对一个人关键时刻,只能帮不能害。害他也许能出一口气,但可能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。帮他,也许委屈自己,但能成就他一生。鉴于当时农村情况复杂,人际关系不一样函调回复结论也完全不一样的状况,我找到陈某某,说明了组织要调查的问题,征求他这个函调信寄给大队哪个干部合适。他仔细想了想,告诉我一个大队干部的名字。我就把信寄到他指定的那个大队干部收。回函说清了他大伯的历史问题,他顺利入党。作为士兵骨干在部队干了整五年。于是便有我们相见时,他说我帮他忙的那件事。
如果说,这件事是发生在年轻人不怎么懂事的时侯,可说可不说的话,那么我与另一个人的恩恩怨怨就不能不说了。说清楚了,也许对自己也有帮助。
一九八四年,我被任命为组织处付处长兼党委秘书。一个六九年入伍的这么快走上团职的岗位,震惊了整个军校,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和猜疑,但不会有多少忌妒。有一个人却对我不仅嫉妒还产生了恨意,真是羡慕嫉妒恨呀,而我却全然不知。他就是与我同年入伍的一个缙云人。一九八三年他任营教导员,正营职,而我是付营职干事。一年左右我先调正营职干事,紧接着又提拔为付处长,职务超过了他。他接受不了这个变化。一九八七年我任宣传处长,他任付团职纪检干事。就死死盯上了我。我们处放有偿电影,他就查票房收入;我们处代购代售彩电,他就查我们是不是赚差价。更可气的是,我们组织了演出队招了几十个女兵,他就找女兵一个一个问,处长有什么不检点言行,甚至诱导她们,找我的茬,好在没找出毛病,没揪着尾巴。当我事后知道去责问他时,他又断然否定调查我的事。由此我们之间结下梁子。以后,我也为难过他几次,让他出了洋相。从此我们俩的矛盾公开化,成了一对冤家。
一九九二年后,我在基础部任政委,他到我部政教室当教员。他见我绕道走,我对他视而不见。如此僵持好几年,直至他乙肝复发住院,我们才重新有往来。
怎么回事呢?他曾得过乙肝,康复后是严禁饮酒的。但他没在意又喝上了,引起乙肝复发,住院治疗,病情越来越严重。他们认为医院没舍得用好药。有人知道我与医院院长有交情,想让我出面帮忙。他和他夫人对我却都不抱任何希望。他们说,俞处长与我们有十几年的怨恨,怎么可能来帮我们。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思想斗争也很激烈,帮还是不帮,纠结了一阵子。最后才想通,觉得他整我是过去的事,且没造成实际影响。现在他是教员,我是他的领导,本该帮他。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生命更重要的吗。于是,我找了医院院长,说服院长提高了对他的用药规格。那年春节前,我去病房探视他。他说,一定让他妻子与女儿去我家拜年。然后对我轻轻说了声“对不起!”我说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吧,你身体好比什么都强。春节第四天一早,他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病故消息。我赶到病房,把他从病房送到殡仪馆,后又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。因他有兄弟四个,所以按政策,父母不在享受抚恤的范围内。但他父母家境贫寒,晩年生活得不到保障。为他父母的抚恤事,我利用暑期,冒着酷暑,到他老家,向当地政府反映他家实际困难,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。他们为我的真诚所感动,终于办成这件事,使他的父母晚年生活有了保障。后我调北京研究所工作不久,他女儿也到北京就业,一时居住困难,我在单位挤出一个房间,为她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也许,你们觉得,是我在帮他们,其实在帮他们的同时,也在帮我自己。还是在电子学院工作期间。上级派来一个新的院领导,有人向他告我的状,说我霸道,容不下持不同意见的人,并举了我与这个人的例子。这个新来院领导找了这个人的妻子。他妻子就把我们的恩怨真相,及我对他们帮助的事告诉了领导。领导后来找我谈话,给了我一个忠告。说,在官场上,有竞争就会有对手,甚至有误会,有怨恨。如何化解矛盾,是最能衡量一个人的素质,智慧,气度的。以德报怨,最难做到,也最能化解矛盾,最能感化人。我看,你做到了。领导经过这次对我的考察,与我成了好朋友。后来,他还积极向上级推荐了我。现在我与这位领导成了好邻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