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民国泸州名医王仁叟》系列之一
原创 蓝集明
曾一鲁先生《海观秋凉》
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，上海中医书局接到一部来自四川泸县的书稿，请沪上名医秦伯未先生作序。书名怪怪的叫《革命医学》。书稿完成于民国十九年四月，作者是四川泸县名医王义生（王仁叟）。
王义生（1879—1939）字烈章，表字仁叟，泸县曹市顺江河破桥人。幼习举子业，不第，改从名医李云岩学歧黄之术。20岁（1899年）艺成，行医川南。 于家乡破桥（今顺河乡）设有“仁寿堂”医馆，于泸州珠子巷（珠子街）辟有“一囊春”医馆。两处坐诊，闲时耽读典籍、医术，浸淫在中医“天人合一”、“以意治病”、“神而明之之道”。长期行医实践，医理研究甚深，明白传统中医底蕴深厚，也有“积弊”。常患“市医”不通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“行者未必能知”，庸医误人，有玷仁术。
王公仁叟先生像（照片 后人王定天提供）
清末西风东渐，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，社会激荡。人文思潮荟萃，西学、西医大举入华，国内掀起了“废除中医运动”。仁叟公精研医道，不薄古，不泥古，借鉴新学，对中医与西医的分际、优劣，局限，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思索，认为中医必须“革命”，才能继续传承。于是撰写了这部书稿。
《革命医学》是大变革时代催生的，革新中医，救亡图存的力作。
甲午战争之后，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，大批青年东渡扶桑，学习日本国富民强的“独门秘诀”，西医是一大显学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896年到1937年，中国派遣日本的留学生超过5万人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习西医的。1907年，中国留日医学生只有95人。到1911年，留日医学生就上升到163人，占同年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。中国的早期西医，除了国内教会医科学校毕业生，多数是海外留学生，其中绝大多数是留日学生。
“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”（鲁迅）。日本明治维新期间，全盘西化成为思想界的主流，维新派希望在所有方面“脱亚入欧”，与欧洲国家同进退。官方以立法的形式，彻底废止了中医（汉方医），废止了中医学校，西医成为日本官方唯一认可的合法医疗手段。中国留日医学生亲眼目睹了日本废除中医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，耳濡目染，赞同学习日本，废除中医。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后，对中国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、医学教育、医药卫生政策、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，做出巨大贡献，也成为民国“废除中医运动”的中坚骨干力量。
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质疑中医的起源，认为医巫本一体，巫术不可信，中医自然也不可信。革命家、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）是俞樾的徒弟，号称“医术第一”，他不反对中医，但他撰写专著《论五脏腑五行无定说》，完全否定了五脏对应五行的说法，动摇了中医理论的根基。
章太炎的弟子余云岫（余岩），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，曾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，是“废除中医运动”的“意见领袖”，他提出废除中医四大理由：“今旧医所用者，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，皆凭空杜撰，全非合实，此宜废止，一也；其临床独持桡动脉，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、关、尺三部，以支配脏腑，穿凿附会，自欺欺人。其源出于谶纬之学，与天文分野，同属无稽，此宜废止，二也；根本不明，诊断无法，举凡调查死因，戡定病类，预防疾疠，无一能胜其任，强种优生之道，更无闻焉。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，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，此宜废止，三也；人类文化之演进，以在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，考之历史，彰彰可按。所谓绝地天通者，抗德而崇人事，黜虚玄而尚实际也。（北伐后）方破除迷信，废毁偶像，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，而旧医乃日持巫祝谶纬之言以惑民众；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，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，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，夏伤于暑……等说以教病象，阻遏科学化，此宜废止，四也。”基于此，他认为“旧医（指中医）一日不除，民众思想一日不变，新医事业一日不上，卫生行政事业一日不能进展。为民族进化计，为民生改善计，不可不采取断然措施。”
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，他将中医药归为风水、星相算命一类的“方术”。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梁启超1926年患上尿血病，拒绝服用中药，在京城某医院接受西医外科手术时，出现医疗事故，好肾被割掉了。梁启超仍然力挺西医，呼吁国人不可因个别事故而否定西医。孙中山先生学西医出身,他说：“西医根据科学，有时也会医不好。但西医之于科学，如船之于罗盘。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。用罗盘的，有时会到不了岸，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，但我还是相信罗盘。”晚年罹患肝癌，西医束手无策，他仍然拒服中药。弃医从文的鲁迅、郭沫若早年也是废除中医的拥护者。鲁迅说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”，发誓“决不看中医”。郭沫若则说：中医和我没缘，我敢说我一直到死都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，否则就会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。他指出，国医（中医）治好的病，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。”
民国政府则先后两次在国家权力的层面，推行废除中医。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总长的汪大燮，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，他公开放话：“吾国医（中医）毫无科学根据，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，不用中药。”
1912年，北洋政府颁布《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》，医学、药学均按照西方医科大学科目设置，中医未被列入国家教育学科。1914年，各地中医药界自发组成“医药救亡请愿团”，向北京政府请愿，希望将中医、中药列入国家学校教育体制，以保护中医药的长远发展，遭到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。
1925年，在中医药界的推动下，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、太原召开会议，两次会议均决定将中医药列入学校教育体系，在报请民国教育部批准时，以余云岫为代表的“废除中医”派也上书教育部进行抵制。最终教育部采纳了余云岫一派的意见。
1929年2月，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。会议代表都是西医出身或西医界代表，通过了余云岫、褚民仪提出的《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》、《统一医士登录办法》、《制定中医登记年限》、《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》等四项议案。这四个议案内容相似，故合并为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，主要内容是中医必须经过培训考核颁发证书之后才能行医、禁止中医登报宣传、禁止成立中医学校等，全面限制中医，直至其自然消亡。这就是引发巨大争议的民国“废止中医案”。
《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》砸碎成千上万中医药从业者的“饭碗”，在中医药界引发轩然大波。上海市中医协会闻风而动，在六马路仁济堂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。上海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等报纸大肆炒作，跟踪报道中医药界的抗议活动。天津、苏州、南京、杭州等地中医药界纷纷发布通电，反对废除中医，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收回成命。针对余云岫的言论，中医界声称“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”，是“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”，是“极端之民族主义”。
医界春秋社通电全国，策划召集全国代表到上海举行抗争大会，上海中医协会成为与政府抗争之中心组织。1929年3月17日，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，参加会议的有l5个省，243个单位，正式代表281人。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，会议强调“中医之真价值，决不在西医之下”。17日，上海中医界、中药界分别停业三天，并在各大中药店门口张贴标语“拥护中医药，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”、“取缔中医药，就是致病民的死命”、“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”，表示对大会的声援和支持。
大会组织赴京请愿团，推选谢利恒、隋翰英、蒋文芳、陈存仁、张梅庵五人为请愿代表，谢利恒为首席代表。分别向国民党全代会、国民政府、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卫生部、教育部进行请愿，要求撤销“废止中医案”。
面对中医药界的请愿浪潮，主张废除中医的余云岫、汪企张、胡定安等名人，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阐述废除中医的理由。与中医药界展开大规模的论战。论战，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之争，成为中医药界的生存权之争，进而影响到政治领域。
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，对中医的存废问题，也分成两派。汪精卫、褚民仪等高官，支持废除中医；为数众多的国府高官，也反对废除中医。
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认为：“废止中医极为荒唐，是不顾国情与民情，相信全国人民不会支持。”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说：“中医应该专设机关管理。卫生部管中医，就等于让牧师、神父来管理和尚、道士一样荒唐。”
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授意取缔中医
（图片来自网络)
蒋介石接见中医药界请愿团，当众表示：“我对中医绝对拥护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，现在有时也服中药。”
经过中医药界请愿团的艰苦努力，南京国民政府批示：“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。”
请愿团首席代表谢利恒在《三·一七之回忆》一文中追记当时情形:“(请愿团)奔走多日，得达主席蒋公之听，陈述国医国药，关系国际民生之极大理由，蒋公以为然，遂手令撤销此禁，社会人士，大为欢愉……而定每年三月十七日为国医纪念节”。
但同年4月，政府当局又颁布了一系列压制中医的法令，如教育部颁布公告要求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传习所，8月下令取缔中医学校，禁止各校招生。卫生部也发出通令，禁止中医采用西法西药西械，并令中医院校改为医室。
中医界哗然。12月，全国医药联合总会又在上海召开了“临时代表大会”，会议推选了谢利恒、祝味菊、陆渊雷等23位代表再次赴南京请愿。南京政府终于撤销教卫两部的命令。
泸州王仁叟面对清末民初中西医论战较量，结合自己三十多年行医经验之反思及对经典之研究，提出了“革命医学”的主张，撰述成书，书稿送到了秦伯未手中。此时王仁叟五十二岁，秦伯未三十岁。
秦伯未，名之济，号谦斋。1901年出生于上海市陈行镇。祖父笛桥、伯父锡田、父亲锡祺，均通儒精医。由于家庭熏陶，耳濡目染，他自幼即酷爱文典医籍，凡经史子集、诸家医典、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无所不涉。早年即加入柳亚子创立之南社，其诗律之细，构思之速，常为人所赞颂，有“南社题名最少年”之誉。
(图片来自网络）
1919年，秦伯未就读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，与程门雪、章次公诸贤为同窗学友，经常聆听江浙沪名医教诲，共同切磋岐黄妙术，是谢利恒的得意门生。1923 年毕业时，已蜚声医林，应聘为母校讲师，并在上海同仁辅元堂应诊，以治内科杂病见长，对虚痨痼疾尤精。1927年与王一仁、章次公、王慎轩、严苍山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，任教务长、院长，教授《内经》及内科。1930年，创办中医指导社，主编《中医指导丛书》《中医指导录》杂志，开展学术交流和社会咨询，社员遍及国内外。
秦伯未民国十六年五月,自已曾发起组织了“新中医社”,撰宣言倡导“中医学术革命”,“卒为人才经济所限,不能实现”。没想到五年之后，川南泸州竟有王仁叟先生是“知己”，独力完成《革命医学》巨著,力主“新中医”，不禁感叹“千里关山,心心相印。能不令人景慕。而先生倘亦许引为知己乎！”（《新中医五种》序）
《革命医学》这本书以批判中医“积弊”，探讨、革新医理与实际的符合为主旨。内容分为五个方面：气化、经脉、症治、病案、药性。诸篇皆“錄其可憑者,其余无大关系之药,及影响模糊病,不敢自信者,姑存而不论”。病案“纯系写实,不分人我,不讳短炫长。或出自心载,或拾人牙慧,皆著实录出,不蒙假面而自居奇也”。
王仁叟云革命医学“实自我始”,表现了他对“革新”中医的努力和自信。
为何以“革命医学”作书名？
王仁叟在自序中说，“先是吾醫學脱稿而難其名。有謂此書性質非若守舊,可名維新；有謂此書論理據實,可名筆記。余口唯唯而心否否,終不自安也。忽吟咏推敲而得‘醫學革命’四字,不禁拍案狂叫,曰:此真吾醫學之真精神也！或疑其名近誇,難免世人詬病。是時余亦有難色。獨吾弟兆民力反衆議,並謂‘此書于舊醫學,雖非根本破壞,實帶有革命之彩色。大聲疾呼,正欲喚醒庸俗耳。若維新筆記云,何以力矯前人之弊而深儆後人之盲從乎?’此言實洽吾意,而革命之名乃定。”
秦伯未研读全稿，认为：西医已有《医学革命集》刊印，这本书主张的是对“中医”的革命,不是要推翻中医，而是除其“累朝积弊”;“革命”,不是从根本上破坏，而是“改革原有之不良而使之完善，促其臻于新之境界”,而“新”是“革命”的“结晶”;“總理之國民革命在使天下大同,造成新中國、新世界,其最近最顯者也”,仁叟公此書“歷無數黑暗階級,由驗症而治理而创造新醫學.......非指示革命之方略”，开辟中医的新阶段、新境界。“先生之作,不啻又树一正鹄,辟一光明之途径”，建议把书名“革命医学”改为“新中医五种”。
秦伯未在“序”中肯定此书内容的“革命”内核，用“革命医学”作书名，有他的深意，作者的自序可一字不改置于书首，以示创作之苦心，可使读者正确理解此书提倡的“医学革命”是重在建设而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医的体系，“譬之汤武革命,革辛受秽德之乱,非革尧、舜、禹、启执中之顺命也！”
秦伯未将以上意见商之先生,仁叟公“驰函报可”,于是定下了“新中医五种”作书名。
秦伯未决定此书由自己与钱季寅共同创办的上海中医书局出版（上海中医书局是民国期间创办最早、最大的中医类出版机构）。秦伯未请自已的老师谢利恒题写书名，
王仁叟先生著作（照片王定天提供）
谢利恒（1880—1950），名观，字利恒，以字行，号澄斋老人，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一位享有盛名的人物。
谢氏系江南望族，为东晋丞相谢安后裔，常州谢氏代有才人。谢利恒曾祖翔，以耕读世代相袭，其伯祖谢兰生、祖父谢葆初均为孟河名医。 其父谢钟英（1855—1901)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中举人，先后任江苏布政使黄彭年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台湾巡抚邵友濂之幕僚，为清末地理学家，曾历时10年，五易其稿撰《三国疆域志补注》十五卷刊行传世。
谢利恒先生像（来自网络）
谢利恒先生幼承家学、天性颖悟、强闻博记。于医学、地理学均有建树，民国时期以医学家、地理学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、社会活动家名震沪上。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做出许多富有远见的开创性贡献。民国初期，武进孟河名医丁甘仁目睹“中国数千年神圣之医学，日就式微"，深感“振兴医学之责，义不容辞”，于是邀集沪上中医名家夏应堂、谢利恒、费访壶等，共同筹资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，冀兴绝学。民国初年，商务印书馆将编写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的重任委托谢利恒，谢氏欣然允诺，担任了主编。学校于1916年得到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批准文书，同年8月正式开学，由谢利恒首任校长。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，限制和废除中医的言论甚嚣尘上，中医药学的生存岌岌可危。值此危急存亡之秋，谢利恒作为中医界领袖人物的两次被推选为医界代表赴南京请愿。1930年政府有“中央国医馆”之设，聘请谢利恒、陈存仁两人为卫生部顾问。谢利恒为全国医界敬仰。当年受到谢利恒青睐的学生严苍山，曾写一首《谢利恒校长》，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对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的评价:
皇皇伟著大辞典，
翊赞医林有巨功。
长髯慈容人敬爱，
至今我道有遗风。
谢利恒子嗣兴旺，育有四子五女，惜未从医。但先生乃一代教育家、中国中医现代教育的开先河者，桃李满天下，弟子门人多为中医界之鼎甲，师徒相承，门人相续，后继有人。如程门雪、黄文东、秦伯未、章次公、严苍山、许半龙、王一仁、张赞臣、陈存仁等，都成为近代中医名家。
名震天下的谢利恒先生为泸县王仁叟题写书名，可见此书的学术价值之厚重。
1933年秋，王仁叟在泸州与同仁阴懋功、刘步武、张龙辉等人又创办医校,校名为“中医革命医医医校”（后更名“泸县私立鸿仁医学校” 、“泸县鸿仁中医校”），这所“医校”之所以冠以“医医”作校名，目的是表明办学者要救治医学教育的偏颇，主张中西医结合，为新中医培养人才。学校开设内经、温病、伤寒、金匮诸科以及医学导论、西医内科、西医外科、西药等课程，欲中西合璧、打造现代中医学和中医教育体系。王仁叟亲任校长，讲授“伤寒”、“金匮”、医学导论，在泸州首倡“中医科学”、“中医革命”、“中西医结合”。王仁叟的疾呼犹黄钟大吕，振聋发聩。一时间，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报名入学。泸州名医程天灵、李尊贤就是这所学校的出来的弟子。
有“中医革命医医医校”字样的照片（照片王定天提供）
王仁叟1939年辞世，享年60岁，安葬于泸县破桥（顺江）。
王仁叟集行医笔录和经验，撰著四十年，有著述十余种（约40万言）存世。
2024年1月22日于泸州瓦窑坝
(王仁叟先生是泸州重要文化名人，本平台“庆悟宅茶话”将发系列文章与大家分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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